蓝海显现！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市场新变革丨律新调研
从律师办案经验来看，哪类婚家案件数量在增加，哪类案件在减少？原因是什么？
从业务类型来看，相对于诉讼类业务，非诉类业务的比重是上升了还是减少了？ 非诉类业务又有何新的特征？
段凤丽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段凤丽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总体感觉离婚案件有所减少，继承案件变化不大。原因在于《民法典》的离婚冷静期规定可能导致协议离婚的成功率会降低一些，诉讼离婚的数量会增加一些。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疫情的影响，经济比较独立的人对离婚的顾虑更少；因此，后疫情时代经济方面的下滑会影响离婚的意愿。
第二，遗嘱继承类诉讼案件量变化不大。继承案件不受市场影响，如果不能通过公证解决，就只能通过诉讼和调解解决，所以数量较为稳定。
第三，诉讼业务与非诉业务的比重较为稳定。很多诉讼案件对律师的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甚至很多案件还会涉及刑事。很多家事律师也擅长刑民交叉，但在某些情况下仍需要与刑事律师合作办案。
第四，非诉业务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解决复杂问题的客户需求较多。尤其部分高净值客户的离婚更适合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解决。因为财产较多、争议的问题比较复杂，这时诉讼无法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通过协议一揽子解决更为合适。
杜芹
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股权高级合伙人
杜芹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明显感觉最近三年遗嘱类的非诉业务提升非常快；从去年开始，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提升也非常快。此类案件之前多为诉讼，之后会逐渐变少一些，非诉业务还是集中在遗嘱和家族财富管理方面。
第二，客户专业度提高。以前，家族财富管理法律事务的特点是客户一开始即需要被教育，律师要告诉客户从哪些方面作规划、各个方面之间如何协同进行；客户同意整体方案之后，再逐步落实。而现在，高净值客户的水平明显提高，比前几年在知识层面上有更多的提升；客户更清楚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需要作哪些方面的规划。
第三，从深圳市场来看，非传统类的诉讼中比较新的案件类型包括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确认、同居财产、婚恋期间共同经营等，诉讼法律服务的业务范围更宽。
第四，目前新的高净值客户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有综合规划思路。以前，客户通常采取短平快的解决方式，但现在会接纳采用一些家族财富管理传承的方式，借用家族财富管理传承的法律工具和具体方法解决争议。
另一方面，调解多过判决。但更多是以诉促调，矛盾不激化到一定程度，双方很难坐下来好好谈。
第五，高净值客户对于财富安全的需求大大超过从前。现在，客户对于资产的保值需求远大于增值需求，希望能在特殊时期保住资产，然后顺利传承给孩子。因此，就目前来说，非诉业务中最重要的两点客户需求就是安全和传承。
张寅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张寅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诉讼案件中，继承纠纷相对于离婚纠纷的比例仍在提高。离婚案件中，涉及争取子女抚养权的案件比例也比较高，尤其涉及一方藏匿子女的案件也在增加。
第二，对于房屋的争议反而变少了。因为目前的房屋不像五年前、十年前有较高的增值空间，所以在现在的很多案件中，双方会同意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五年前、十年前，夫妻离婚都是要争取房屋所有权；而现在，双方在房屋的所有权上更容易达成一致，大家好像对取得房屋所有权这件事情没有太多执念了。
第三，诉讼业务和非诉业务从比例上来看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目前，一些非诉案件的数量确实在增加；但实际上，诉讼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因此比例上的变化不是太明显。不过，高净值客户的非诉需求在增加，这是能直观感受到的。
第四，现在高净值客户的非诉需求主要与两个要素有关：
第一个要素是公司股权。很多高净值客户的非诉需求都围绕公司股权展开，很多时候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为了保障公司股权或为了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并围绕这个目的签署相关的婚姻协议或一些传承的文本。
第二个要素是子女，主要是为下一代作安排和考量。有时是一代领着二代，让二代签署婚姻缔结之前的文本和协议，以保障一代传给二代的财产不受婚姻变化的影响。此外，一代在作传承的时候，会考量将来如何把资金通过更好的方式传到二代甚至三代的手上。
梁瑛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梁瑛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从案由类型来看，最近两年，涉外离婚纠纷以及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婚家案件数量在增加。
涉外离婚纠纷：因疫情原因，离婚纠纷案件在数量上本就呈上升趋势。其中，涉及一方有他国（地区）居留权（国籍）、财产在境外或婚生子女因出生在境外而拥有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或婚姻缔结地在境外的这类涉外案件数量明显增加。
离婚后财产纠纷：随着财产类型的复杂化、多样化，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难度越来越大，财产很容易涉及第三人，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件数量在增加。
第二，诉讼案件中，女性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且相比于男性，女性提出离婚后坚持离婚的决心更强，争取婚生子女抚养权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在婚姻家事纠纷中，对婚生子女直接抚养权的争夺已经升级为最大的争议焦点。
第三，从业务类型来看，相对于婚姻家事类的诉讼类业务，非诉类业务的比重有所上升。原因包括：
家庭结构的复杂化使得单一的诉讼方式无法通盘解决矛盾，需要通过诉讼和非诉结合的方式来作整体安排。
随着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行，提前做好夫妻财产安排的观念渐入人心。另外，性少数群体、老年人群体日益成为新型非诉业务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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